海外资源战略需要一国金融有力支持，尤其是央行在低成本资金上的产业支持。这一点，美联储QE政策与其海外资本扩张战略上演的“双簧”，值得深思。
中国海外投资屡有失败，一些观点把原因归结为国企制度、外国抬高资本禁入门槛、国人投资急功近利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只是问题的局部，核心可能在于中国资本价格过高。
当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央行利率都已经接近零利率，岌岌可危的西方产业获得了巨大而源源不断的廉价资本补贴。而美国连续QE的作用之一，是支持美国海外资本低价扩张，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优势。
超高资金回报率抬高经营风险
我国银行的短期贷款利率在6%以上，长期贷款在7%--8%之间。而且利率还可以上浮，还有评估费、律师费、手续费、担保费等间接费用。如果是理财产品，即使是政府城投公司融资成本也要10%以上，合法的小贷公司利率算上附加费用则可以达到30%，民间高利贷月息在10%以上也很普通。
高利率要求投资回报率也超高。即使国内资金最宽松的央企，内部资金核算年回报率也不会少于7%--10%。与此比较，欧洲国家的债券利率达到7%以上就被市场认为是“难以为继的”。
而中国投资海外的回报率，往往被要求与国内的资金回报率接轨，结果就是中国海外投资的资金成本先天就大大削弱了投资的成功率。
就具体的资本回报率比较看，中国的综合利率不低于7%，而西方是1%以下。以投资2年开采8年的矿产项目为例，年回报率要求是1%的投资相比回报率要求10%的投资，估价就要差一倍以上。过高的资本回报率，导致中国企业模式必须急功近利和承担巨大风险。
其结果就是，期望获得的海外低风险项目，过高的融资成本使得中国公司难以支付;能够得到的项目，背后可能隐藏着难以承受的风险。而这是造成海外投资诸多问题的根源。
美日“进攻性”金融政策玄机
美联储在次贷危机以前的利率曾经高达5.25%，人民银行给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2002年是3.24%,2008年达到4.68%。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前，中美银行间利率持平，甚至是美国高于中国。
2007年，中美利差拐点出现。当时，中国的利率变化有限，而美联储在次贷危机下利率迅速降低到0.25%，并且不断承诺长期维持这个低利率。自此以后，中国金融机构利率水平一路上扬。目前，一年期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是4.4%(2011年最高达到5.25%)，实际利率还要高1%--2%。而且，这个拆放利率短期流动性经常不稳定，今年6月底的“暴表”竟然最高达到了30%。这就是中国海外投资需求所面对的境内外资金成本差别情况。
相对照，美国的QE不是简单的印钞，更主要服务于其海外的投资。美联储QE政策保障的低利率，强力支持了美国海外资本输出和扩张。
比如QE3，不同于此前的QE，是在资产泡沫已经被挤出之后购买资产抵押债券MBS，而MBS是一种定向注入流动性的行为。这意味着，通过美联储的购买行为极大地压低了MBS的利率成本，从而把美国企业并购海外资产的资金成本压缩在极低的位置。
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也是此思路。作为此轮最先开展QE的国家，日本也是最先把央行利率降低到0--0.25%的水平，推动日本巨量的海外投资。据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测算，目前日本海外投资所产生的GDP已经是其国内GDP的1.58倍。日本的资本输出使得日本印钞并没有造成国内的通胀，还使得日本的海外投资非常成功，大量购买了上游资源。比如，在铁矿石博弈当中，由于日本占有矿山、船队等全产业链的股份而左右逢源。
中国金融政策亟需加快应对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政策倾斜于“防通胀”的加息政策，直接原因是中国货币发行中外汇占款成为了主流，达到80%以上，结果美国QE必然给中国造成输入性通胀，中国不得不一直把防通胀放在首位。
中国防通胀和保增长下，国内的产业结构就出现了问题。其中，海外投资不足和资源战略受限也成为中国产业结构性缺陷的一部分。比如，加息防通胀与中国的海外投资资本输出二者有矛盾。
在国内防通胀任务还很重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海外融资平台上放开中国企业的手脚。比如，放开设立在境外的中国企业的境外融资，境外投资、境外融资和境外抵押，外管局不按外债管理，让这些企业可以在境外融到低成本的资金。
也即，我国外汇资产购买美债等的低收益率，完全可以向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倾斜，投资海外的收益率应当与美债看齐。让中国企业在收益率上与外国公司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平等竞争。
在不能开放境外融资的情况下，也要给中国投资海外的企业同等的财务成本补偿，建立一定的贴息制度。例如，以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矿山为抵押发行利率与国际接轨的资产抵押债券，人民银行像美联储一样收购债券。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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